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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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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斌记文革往事:舌戒

May 16, 2017

舌  戒

 

午夜哭声

 

1971年7月的一个午夜,时逢酷暑,闷热难耐。空气的分子除了能量3/2kT的热运动,在空中几乎静止,但是家家户户还是都打开门窗,大汗淋漓,勉强入睡。忽然从12公寓3单元的3楼,传来了几声尖叫,接着是一阵叫人心碎的哭声。

 

住在同一单元的王芷兰老师知道一定是301号的孩子玲玲害怕了,不敢睡觉。玲玲的妈妈沈桂芳老师今天去首钢实习,必须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行前,委托王老师方便时照看一下,还留给她一把钥匙。

 

王老师急忙走进屋里,玲玲正对着窗口张望,哭声里带着几分抽泣。她连忙把孩子搂到怀里,伤心地拍着她的后背:“玲玲,别怕。有王阿姨在这儿陪着你哪。”玲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王,王阿姨,我,我,怕。爸爸当,当了反革命,被带走了。妈,妈妈也走了,我怕,怕她想不开,去死。我怕。”王老师说:“别怕,玲玲。妈妈带学生去实习,礼拜六晚上回来看你。爸爸也没去远,他到江西去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他也会回来的。”困倦的玲玲在王老师的抚慰下睡着了,王老师把玲玲轻轻放到床上,然后依偎在她的身旁。

 

玲玲本来有个温馨可爱的家,爸爸和妈妈都是清华大学物理工程系的老师。爸爸薛方城在505教研组,静电加速器专家,电动力学主讲教师,擅长电磁场和辐射的理论计算,兼攻广义相对论。母亲在501教研组,讲授核子仪器与方法,擅长于低噪声脉冲电路设计。让小玲玲倍感骄傲的是,父亲和母亲都是共产党员,那是优秀分子的光荣称号。在幼儿园里,小朋友们都喜欢她,放学后爱和她在一起玩耍,羡慕玲玲有这么优秀的父母和这么幸福的家。

 

玲玲的爸爸是什么时候去的干校呢?这要从两年前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说起。

 

九大献礼

 

1969年春,中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罪恶累累,证据确凿。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秋毫,成功地揪出了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确立了新的接班人,林彪副主席,他不光当年从东北打到海南,而且还为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好消息像贝加尔湖的雪片从全国各地飞到首都北京,当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一会儿是“井冈摇臂展红旗,赣水苍茫来报喜。”江西革委会成立了;一会儿是“羌笛无须怨杨柳,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革委会成立了。除了港、澳、台,祖国山河一大片是红,人人心向毛泽东。七亿人民一起陶醉于文化革命胜利的喜悦中。

 

在大好形势下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全国到处洋溢着歌颂党和领袖的红色声浪,敲锣打鼓扭秧歌,手捧红心跳忠舞。中国像一大壶热水,被革命的烈火烧煮得沸腾了,滚滚的蒸汽从壶盖旁边扑扑地喷射出来。“高不过喜马拉亚山,长不过雅鲁藏布江。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欢快的伴奏声像丰收的锣鼓,叮叮咚咚,透着喜庆,人们盼望着毛主席将引领他们迈向更大的胜利。

 

清华大学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两所大学之一,派到这里的军宣队来自主席的身旁,中南海警卫团8341部队。派到物理工程系的工宣队来自主席手中六个典型厂之一的新华印刷厂。因此,无论从哪一层面说,清华都是毛主席的嫡系单位。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清华大学无论如何也得冲锋在前,决不能辜负主席的关怀与期望。正如工宣队的领导石建华师傅说的:“要为革命掉几磅肉。”物理工程系的军代表是李建勋,8341部队的一位连级干部,个头不高,稍微有点酒糟鼻子。他在报告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的辉煌成果时,向全系教职工和学生下达了光荣的政治任务,以教研组为单位,赶制礼物,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和九大表中心。同时,要求系里的教工和学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准备一个小时的文艺节目。

 

从1966年王光美同志插手开始,清华大学就成了文化革命的白山要塞,斗黑帮,反工作组,接着又是两派间的百日武斗。直到1978年7月27日,毛主席派来工宣队才压住阵脚,开始了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实行再教育。工宣队进校后,凭着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纯朴感情,要求师生员工早请示晚汇报,每天都喊几次“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清华大学到处是金光四射的毛主席的画像。到九大的时候,经过整党和抓反革命,清华已经树立起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人们对主席产生了无限的敬畏和热爱。

 

军代表下达政治任务后,每个教研组都争先恐后地讨论如何落实政治献礼的神圣任务。501 教研组有艺术家苗天的儿子,有一身家传的木刻功夫,于是他们要完成一幅革命圣地井冈山的3D雕塑;502教研组有几位绘画爱好者,他们要完成一幅毛主席在延安的大型壁画;503教研组和系里的507厂关系密切,要和玻璃工赵君昌师傅合作,像吹灯泡那样,完成一件主席的玻璃半身像;504教研组女教师多,有两位来自苏州,准备完成一幅彩色刺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505教研组则要别出心裁,计划用200微米厚的金箔压制出主席的立体面形。第一,面形本身就能金光四射,第二,从佛教的角度,有塑金身的意义,凸显了主席的光辉和伟大。

 

从技术方面讲,505教研组的礼物不光含金量高,而且难度也大。首先要制作两个模具,一阴一阳。金箔放在模具间,轻轻一压,就把主席的脸形复制出来了。但是,这活儿只能一次成功。万一把金箔压裂或者起泡,都是对伟大领袖的不敬,可能会被说成别有用心。至于金箔,不成问题,拿着系革委会的介绍信到设备科能领来一、两片。因为这是政治任务,不计代价。

 

教研组的老师和职工虽然认为这礼物不同凡响,有创意,但是让谁来主持呢?教师陈幼狮说:“薛方城精通电动力学,动手能力又强,领军人物非他莫属。” 薛老师说:“老陈,这事可不带开玩笑的,主席的金面膜和电动力学有啥关系。要说有关系,也得是金属物理或金相专业。可那又是人家冶金系的事了。算我扯远了,如果大家信任,我愿意领这个头。”

 

回到家里,沈老师做好晚饭,喊了几声薛老师,不见人影。出去一看,薛老师背着手,皱着眉头,似有心事,走来走去。沈老师和他来个对心碰撞,薛老师抱怨地说:“怎么是你?打断了我的思路。”于是沈老师知道了丈夫领下的军令状,为丈夫高兴,也为他担心。吃完饭后,薛老师又为献礼的事苦心思忖,直到有了初步方案。

 

他计划作两套模具,一套是按照主席的面庞,要求光洁度高,没有灰尘。另一套则是比主席面孔要复杂一倍的三维曲面。铜箔和金箔事先要经过退火工艺。为了技术测试,先用铜箔,成功地压出三次三维曲面后,再用金箔来试。最后再压制出主席的金面。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可以睡个好觉了。

 

第二天,他又开始考虑模具材料。先想到不锈钢,干净明亮,可是这1铬18镍9钛的合金又粘又硬,不好加工,连八级铣工都难胜任。他又想到淬火铜质料较软,加工容易,但是因为比重高,压制时一不小心,会因重力作用失控,不好掌握分寸。选用胶木比较简单,但材料太软。最后他决定选用玻璃钢,这种材料的学名是G10,属于非金属,适合做绝热材料,但硬度不低。不过玻璃钢在加工时粉尘多,不利于健康。可这是政治任务,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向九大献大礼,人人都该奉献牺牲。

 

他开始把方案写成文字,十六开的纸写了十页。技术数据、材料选取、理论计算、以及工艺流程,一清二楚。教研组的同事们都伸出拇指夸耀老薛:“真有你的。完成以后,给你记头功。”

 

集设计、监制和组装于一身的薛方城老师东奔西走,还去了趟美术学院,请雕刻师们协助设计模具。有时他连饭都顾上吃,忙了两个多星期,脸上的肉瘦了一层,眼窝儿也凹进一圈。每当人们称赞他时,他都在骄傲地想着,为了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就是剩下一身骨头也他妈值。

 

为了保护主席黄金面膜,薛老师还清八级钳工郭师傅用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透明的盒子,这种材料的学名叫Lucite。盒子里有金黄色的缎面纱包,完工后的金像斜放在上面,安全可靠。

 

在主席金像的最后一道工序的前一天晚上,薛老师激动得只睡了三个小时的觉。第二天一大早,他骑着自行车到珠市口的清华池澡堂洗了个盆浴,用的是新买的玉兰牌香皂。然后,换上一身新洗的衣服。他以为只有这样净身,才能够表明他对主席的万般崇敬。

 

下午两点,全教研组的同事都在焦急地等待主席像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和总工艺师。薛老师身无点尘,伸着白净的双手,迈着方步,庄严地来到工作台前。他带上一副细沙手套,先取出阴面的模具,平放在工作台上,用高压气喷嘴吹了五分钟,去掉了哪怕一粒细小的尘埃。然后,取出用去离子水清洗过的金箔,用放大镜在反、正面扫描了五分钟,断定没有一丝油痕和斑点。他把金箔平放到阴面模具上,再用一个金属方框压住金箔的四边,方框朝下一面的光洁度高达▽8,再用几个C形钳压紧。当薛老师拿起阳面的磨具时,双手开始颤抖,汗水儿已经浸湿了眉毛。同事们在这关键的时刻,同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薛老师在同志们的鼓励下,屏住呼吸,双手像操纵万吨水压机一样,用每秒钟1毫米的速度,几乎是匀速地把阳模向阴模垂直地压去。

 

当薛老师把阳模轻轻地提起来的时候,他成功了!同事们激动地喊出发自内心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祸从口出

 

薛老师把黄金面像放到了有机玻璃盒后,摘下手套,掏出手绢,擦掉了脸上的汗水。兴奋地看了看周围的同事。最后他拿起有机玻璃的盖子盖到盒上。此时他长出了口气,轻松地说了声:“盖棺定论。”没想到这句无心的废话却让他功亏一篑,一刹那从人间落进了地狱。

 

晚上回家,他买了二两酒和半斤蒜肠,要妻子沈老师摊几个鸡蛋,又炒了盘木樨肉,好好庆祝一回。睡前,他对妻子说,没头没脸地忙了半个多月了,今天咱俩也来一回鱼儿离不开水,让我一觉睡到大天明。妻子看到丈夫完成了政治任务,为他高兴,欣然应允。

 

大约夜里两点钟,薛老师一家三口正在各人作各人的梦,忽然沉重的敲门声让他们从各自的梦中惊醒。保卫科的科长复员军人万海宽大声喊着:“薛方城,薛方城。”薛、沈二位老师连忙起身,披上衣服,出来问个究竟。他俩还没来得及发话,万海宽和一位工宣队员一人按着一只胳膊,把薛老师押出楼去。邻居们也慌乱不堪,无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非常事件。尽管清华大学的反革命已经抓了不少,但从来还没人怀疑到薛老师的头上。难道他会隐藏的那么深,这阶级斗争简直是太复杂,太玄妙了。

 

丈夫突然被人带走,沈老师和女儿玲玲也都睡不着了,惊恐不安,百思不得其解。她还得哄着受惊吓的孩子说:“爸爸没事,爸爸最近参加了一个话剧演出,这只是排练。越真实越好,你爸爸这回算是入戏了。”

 

沈老师从跟薛老师相识起,认真地回忆着历史上的任何微小漏洞,可是她真的想不起来。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睡在她身旁的怎么也是个赫鲁晓夫、反革命。后半宿,一点也没睡着。把玲玲送到幼儿园后,已经是8点多了。她睡眼惺忪,打着哈欠,骑车来到系里。周围的同事个个交头接耳,时不时地乜斜着眼扫她一下。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搭理她。她已经意识到,这不是演戏,丈夫真的出事了。

 

工宣队进校后,全体师生不管是党员还是群众,都要参加整党。凡是党员,不管历史背景,都要竹筒倒豆子,斗私批修,交代有无反党、反文革的罪行。沈老师和丈夫平时注重业务,对文革中的派别也没多大兴趣,在整党中都是第一批过关的。由于屁股干净,还成了运动的骨干。除了整党,系里还先后揪出好几个反革命。有历史反革命李侃成教授,反应堆材料专家,解放前参加过蓝衣社,他在留美期间当了美国特务。朱兰成,温州人,曾因流氓而获得纪律处分,文革时参加造反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张一成是高级试验员,曾经攻击文化革命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攻击中央文革的领导像走马灯,换来换去;最恶毒的反革命是蒋加玉,他攻击《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是巫山云雨,儿女情长。而且他的名字居然要蒋介石来“驾驭”中国,反动透顶。按照5% 的指标,一百多人的单位已经涌现了四五个反革命。除了蒋加玉送交司法机关,其余的一律实行群众专政,由系保卫科的人看管,监督劳动,不许回家,随时提审批斗。

 

沈老师听到有个人说:“本来系里的反革命是一加三成,现在成了四成了,都他妈成了反革命。”没想到丈夫一下子跃迁到反革命的行列,他本是薛方“城”,怎么把个土墩也弄丢了,就为了凑四个“成”。然而她还是不知道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两天,她照常参加政治学习,读报纸,学毛选,但忧心忡忡,很少说话,当然别人也没给她说话的机会。晚上回家后,邻居无线电系的王老师神神秘秘地溜进她的屋里,先让沈老师坐下来,小声地对他说:“老薛出事了。”“是啊,出了什么事,也得有个回话呀?真让人急死了。”王老师说:“现在,半个学校都传开了,就是你还蒙在鼓里。你们系的李代表急了,非要把老薛打成现行的。”“他现行了什么呀?”“505教研组的礼物完成后,老薛说了四个字,大部分人都没在意,有个造反派试验员立刻向李代表汇报了。李代表说:“这话我听了也得消毒半个月。”马上通知工宣队和保卫科,半夜两点乘他熟睡时,拿下。”沈老师说:“到底是哪四个字呀,那么要命?”王老师说:“现在还不知道,知道后,我再告诉你。”

 

现行反革命

 

501教研组的组长通知沈老师晚上7点40分到物工系阶梯教室开会。沈老师到了教室门口时,里边已经坐满了人,会场上的群众神秘地小声议论着,乱乱哄哄。她刚踏进教室,革委会的学生委员攥着拳头,伸直右臂,带头高喊:“打倒薛方城!”,革命群众也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地跟着:“打倒薛方城!”,“薛方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沈老师晃动了一下头部,想从迷雾里清醒过来,心里嘀咕着:“我是沈桂芳啊,不错,薛方城是我丈夫,但是我不是他呀。”头排中间有个空位,好像故意留给她的。

 

坐下来后,她看到墙上密密麻麻的标语,上边有薛方城的名字,被打了红叉。要不就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扫帚不到敌人不会自己跑掉的语录。在长长的一条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薛方城大会”。

 

主持会的革委会主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万道武平举双手让群众平息下来。他简单地介绍了系里的革命形势,“我们的群众擦亮眼睛,揪出一个个心地险恶对党对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锻炼了自己,纯洁了队伍,乱了敌人。和全国一样,物工系形势大好,好得不得了。今天,我们又把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薛方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的伟大胜利。”然后革命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薛方城!”

 

接着是群众代表发言。第一位是505组的革命教师,她重点批判了薛方城关于用阴阳模压制主席像的丑恶用心。他怀着对主席的刻骨仇恨,把主席的头压在两块玻璃钢之间,用力地挤压,让我们这些革命的旁观者心痛、痛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又是一阵群情激奋的口号。

 

第二位揭发薛方城把主席像装到方形盒子里,他的罪恶的目的让我无法言表。第三位揭发者和薛方城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也走上台前,指着薛方城说:“你曾经和我说过,要为主席塑金身。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领袖,你却把他老人家当成寺庙里的和尚,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恶毒攻击和贬低。”

 

最后8341的李代表讲话:“物工系师生通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革命觉悟,擦亮了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阶级敌人。这次揪出了隐藏深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薛方城就是伟大的胜利。我们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薛方城目前还在百般抵赖,很不老实,我们和他之间的斗争刚刚开始。我们在这里大声警告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接着又是一阵革命口号。最后,系文艺队的队长指挥大家唱了几首革命歌曲,《说打就打》《拼刺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海航行靠舵手》。整个大会期间,薛方城低着头,看着地,一句话也没说。

 

回到家里,把孩子哄着以后,沈桂芳哭了,她想大声地哭一回,又怕别人打报告。万一自己也栽进去,孩子怎么办呀。这一夜,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整个的心灵都被梦魇压扁,从未有过的难过,从未有过的苦痛,从未有过的失望。但是有一点,她自始至终坚信,丈夫是无辜的。

 

沈老师感到压抑,不好受。薛老师哪,更压抑,更不好受。他被关在暗室里,家人、朋友都不得相见,他不光不知道几点几分,他还不知道几月几日。他只知道,过不了多久,就有人闯进来,打开电灯,对他吼叫,让他老实交待。他也总是说:“我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没啥好交待的。”他不知道审讯他的时候是白天还是夜晚。他只能从外边送两个馒头和咸菜的次数来推算时日。

 

他放弃说话的权利

 

大约两星期后,李代表一看群众专政没有进展,于是披挂上阵,亲自出马,提审薛方城。为了改变他顽抗的态度,换个环境。把薛方城带到他二楼有套间的办公室,先礼后兵。李代表让他和自己面对面坐下来,递给他一杯水。然后问他:“你抽烟吗?”薛摇头说不。李点上一支大前门牌香烟,独自喷云吐雾,吸了起来。他对薛方城说:“你的问题,我们经过内查外调,已经瞭若指掌,一清二楚。你的罪行很严重,如果不老实交待,就是自绝于人民。但是我们还会给你机会,等待你回头。”

 

薛方城说:“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是清白的,热爱党的。”李代表有些急躁了,马上打断他的话,用挑衅的口吻说:“说得好听,党相信你吗?你必须老实交待罪行,没有别的出路。”“我是个普通党员,普通教师,我没罪行。”

 

交锋了几个回合后,李代表沉不住气了,厉声吆喝着:“你站起来。”薛本能地离开座椅,等着军代表的下一句。“你在把主席金像放进盒子后说了什么?”薛说:“我只记得当时很激动,很高兴,不记得说过什么了。”“狡辩!你说没说过‘盖棺定论’?”这一刹那,薛方城感到有人突然打开气泵抽出了他肺部所有的气体,一下子像瘪气球一样瘫软到椅子上。他忽然隐约地想起,他说过这四个字。而且万万没想到这四个字让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然而,他既没说是,也没说否。他知道,军代表突然的发难让他无法自圆。军代表知道攻心已经成功,至少扑灭了他死不认账甚嚣尘上的反动气焰。

 

回到禁闭室后,薛方城跺足捶胸,左右两手轮流搧向自己的嘴巴,他懊悔着:“薛方城啊,薛方城,你这张臭嘴毁了你一家人的幸福,毁了孩子的前途,你死有余辜呀!”从此,他开始沉默寡言了,他知道怎么交待也是白搭,那只不过是往死路上再踏近一步。

 

李代表把薛方城的案件上报到军管会负责人赤军同志。赤军同志批示:“此案反映了清华大学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望你能妥善处理。做好审讯工作,首先让他承认犯罪事实与动机。然后进行教育,希望成为落实政策的典型。”

 

有了上级的支持和鼓励,李代表信心十足地开始了第二次提审。第一次,攻心。这一次要攻身了。他命令系里的电工黄满堂准备了几个不同的灯泡,有红外灯、紫外灯、氙灯和钠灯,以及色彩悠忽变换的霓虹灯,这些灯接到一台可调变压器上。灯光对着被审讯的人,李代表控制着每个灯的开关。

 

薛方城被带到这样的环境里,知道事情还在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被解放的希望越来越小。李代表可以看到他,他却看不到李代表。两眼面对着不断变化的灯光和强度,不一会就产生了视觉的疲劳,只好闭目静坐。李代表连问了十几个问题,他都拒不作答。半小时后,行伍出身的李代表恼羞成怒,关掉审讯灯,打开白炽灯,气急败坏地冲到薛老师的面前,捋胳膊卷袖子,抡圆了右手,狠狠地向薛的左耳搧去。薛方城只觉的轰地一声响,两眼冒出十几万个金星,接着这巨响按照正弦阻尼震荡逐渐消失,他的左耳也随之失去了听力。

 

他咬着牙,挺着身子,强忍着疼痛,被押回小黑屋。他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开始埋怨自己的舌头,干嘛要胡说八道。他知道舌头对他已经失去了意义。他想按照电影《农奴》里的强巴那样,把舌头咬断。可是强巴后来获得了自由,却永远失去说话的能力。于是他想采取另一种办法,用自己的毅力控制舌根,把它拉向口腔的后部,除了吃、喝不再张口。很快,校党委作出结论:“薛方城是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剥夺政治权利,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群众专政和劳动改造”。

 

鲤鱼洲农场

 

当清华大学的薛方城们相继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8341政治部的徐主任正繁忙地在九百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地界上为这些人找出一块乐土,让他们到那里去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劳动锻炼,改造思想,这也是反修防修百年大计的重要环节。来自九江的徐主任对鄱阳湖情有独钟,用红笔在一个名叫鲤鱼洲的地方画了个红圈,然后标上“清华大学鲤鱼洲农场。”旁边有个家在莲塘的参谋说:“听说那里有血吸虫?”徐主任瞪了他一眼:“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你的主席诗词是怎么学的。血吸虫早让咱毛主席给灭了。”

清华大学总算为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历史的、现行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们找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让他们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改造旧思想。各系的党总支,各教研组的党支部都在研究,哪些人第一批去江西农场。当然有问题的、戴帽子的都被优先考虑。但是也要搭配一些党员干部,积极分子,掺沙子嘛,否则农场岂不成了坏人包揽的天下。

 

系里首先确定的是薛方城。然后,革委会说服501教研组,让沈桂芳老师也去参加改造。作为党员,在薛方城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有抵触情绪,私下发过牢骚,散布对军宣队的不满。教研组牛主任表示赞同,但支部书记常静愚持异议。他说:“两个人都去了,四岁的孩子谁管?”工宣队采纳了常书记的意见,但是点名叫他带队第一批去农场。常心知肚明,这不就是变相的打击报复么。可是在系里的联欢会上,他唱过好几次杨子荣的那段《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工宣队既然把我压进枪膛,哪儿还有别的出口。星期一大早,他带着二三十人,扛着铺盖卷,拿着毛选四卷和语录本告别家人,乘火车到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

 

到了鲤鱼洲,广阔的天空与视野让薛方城心理舒坦了许多,他还是坚持不说话。这里的战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

 

哑巴感到轻松的是他离开了李代表的训斥和打骂,可是他又遇到一个小李代表,李顺城。这个人五短身材,体重不过九十几斤,原来是8341部队文艺宣传员。小李的战友告诉过他,到鲤鱼洲后千万别下水,得了血吸虫可不是小事,要大肚子,浑身疼。

 

小李一下火车就瞄上了身材高大的山东大汉,薛方城,他要和薛编到同一个排。干校的学员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水田种稻、耕作,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血吸虫的存在。小李代表是搞文艺的,每周只下田几次,体验生活。每次下田,他都声称寒腿发作,但是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得参加劳动。他要求薛方城背他经过水田,半小时后再把他背回旱地。薛方城人高马大,居然成了军代表的胯下坐骑,他又多了外号,大洋马。由于小李代表用得着他,对他也比对其他的反革命客气。薛的日子也松快了许多。

 

干校里活儿很多。薛方城总拣脏活和重活干。水稻脱粒后,别人背一个百斤重的麻袋,他却伸出两个手指,坚持背两个。挑土的时候,他叫人装了再装,筐里的土冒出个山头。有一次,他蹲下身去,肩着扁担,猛然起身,咔嚓一声,把扁担撑断。同伴们说:“哑巴呀,哑巴呀,你要不是反革命,那可就是劳模。说不定还是活学活用的标兵。”

 

其实,薛方城吃苦耐劳除了他本身热爱劳动以外,还有一层用意,那就是让筋骨的疲劳去抵消心中的忧愁,以及对妻子和女儿的强烈思念。肢体的劳累睡一宿觉就能恢复,可心中的疼痛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当然,他还在期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一家人坐在小饭桌旁,吃同样的菜,喝同样的汤。

 

沈老师的信念

 

沈桂芳对丈夫一直没有失去信心,尽管她后来也知道丈夫说过的那四个字,她还是相信丈夫是清白的,被人陷害的。每当有熟人去江西,她都要给丈夫带个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和孩子在等你。”她知道江西潮湿,丈夫又爱吃辣的,总要捎上一包干辣椒,还有雨靴、牙膏、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妻子的挚情和信念也给了薛方城活下去的希望。他每次看到纸条,都面对北方,心理默念着:“我也在等着你们。”

 

系里有阶级觉悟高的同事把沈桂芳划不清界线的行为报告给党总支书记宋蓝元。书记亲自找沈桂芳,要求她站稳立场,心中要有革命的大义,克服家庭亲情的小义。书记建议她为了保持党籍,和薛方城离婚。沈说:“我和孩子是老薛唯一的牵挂,我一旦绝情,他就会失去活着的勇气。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不够标准,可以把我开除。”

 

1970年夏天,身上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和改大学的重担,工农兵学员以全新的面孔进驻清华。沈桂芳被分到教学组,讲授核电子学课,她认为这是党对她的信任,也是一次向工农兵学习的好机会。她积极备课,由浅入深,举一反三,希望这些革命的中坚们能够用知识武装起来,成为有知识的无产阶级先锋分子。

 

可是班里有十来个基础差的同学,只有小学水平,他们不知道数有正负之分;他们不知道16的开方是4;他们不觉得1/4比1/2小;他们看见电容器倒了,马上要扶起来,怕电流出去。这些同学把沈老师愁得寝食不安,想方设法要寻求个捷径,把知识放到他们手中。可是来不及了,几位同学联名写了小字报,批评系里派出反革命家属当老师,批评沈桂芳没有阶级感情,用资产阶级的知识难为他们。要求系里严格处理沈桂芳,并且换一位家庭背景干净的老师登上讲台。

 

沈桂芳老师虽然身处逆境,但脾气好,人缘也好,教研组的同事们对她充满了同情。把她开除党籍很难被大家接受。于是为了安抚学员们的要求,给予沈桂芳党内警告处分,离开教学组。参加试验室的管理工作。这对富有工作热情的沈老师无疑是一盆冰水。她刚有了点热气的心又凉了。

 

离开教学岗位,时间充裕了许多。她开始关注核电子学和核辐射探测技术的进展。近年来,晶体管的发明取代了体积庞大的电子管仪器,而且电子线路正朝着集成化发展。探测技术也从以往的气体探测器和闪烁探测器发展到液体和半导体探测器。

 

于是她把业余时间全部用到查看技术资料和文献。她经常去学校和科学院的图书馆,翻阅核子文摘和核仪器与方法。她了解到国外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已经达到8192 道的的水平。而我们这个拔尖的大学还在使用单道脉冲幅度分析器来教学生。她认为核探测和核电子学不能分得太清,搞电子学的也要知道探测器。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情况适用电压放大,什么情况适用电流放大,什么情况适用电荷放大。

 

孩子睡觉后,她常常学习到深夜。英文不好,就一字一字地去查。她觉得自己的专业研究不但扩展了眼界,也减缓了她对丈夫的强烈思念。她不仅是一位忠诚的妻子,还是一位坚持不懈地在科学技术领域精心探索的斗士。

 

1971年夏天,501教研组的一个班的学生要到首都钢厂实习,需要三位教师跟随。教研组在决定人选时,有人提了她。心地善良的常静愚还是反对,但是因为业务工作的需要,还是不得不点头同意。沈桂芳领到任务后,二话没说。赶紧回家,把孩子托给邻居王老师,并且留下足够的钱和饭票,让六岁的孩子每天去食堂打饭。

 

玲玲每天都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总是骗她:“快了。”这回妈妈也打起背包,走了。夜深了,玲玲看了看桌子上没吃完的晚饭,向窗外望去,希望看到妈妈的身影。外边漆黑,只有几声蛐蛐清脆的叫声。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和恐惧,叫了几声后,她哭了,希望妈妈能够听到她的哭声,回家和她一起睡觉。

 

回到清华的群众专政

 

不久,鲤鱼洲农场因为血吸虫泛滥而宣布撤销。所有的五七干校学员和五类分子都回到清华。没有问题的教师参加教学与科研工作,戴帽子的回来集中到一起,在大学里继续落实群众专政。他们把操场和空地改造成农田,栽种水稻、玉米、红薯和各类蔬菜。

 

薛方城的主要工作是捡粪、积肥、焚烧树枝、制作草木灰。他还像以往一样兢兢业业,辛勤地劳作着。他还是继续缩着舌头,拒绝说话。回来的好处是可以和家人住到一起了。沈老师知道丈夫心中的苦痛,也从来没有逼着他去说话。她每天不声不响的为丈夫和孩子准备饭食、洗衣服,尽量给他以亲人的温暖。玲玲问:“爸爸怎么老不说话呀?”妈妈就说:“爸爸在思考,思考清楚了他才说。”

 

不管怎样,这一家人幸福也好,痛苦也罢,感谢救星毛主席,他们又聚到一起了。剧烈的痛苦和对家人的歉疚使得薛方城开始了吸烟的嗜好,每天至少一盒,妻子为了减少他的痛苦,经常为他买烟。有时,他还会喝二两酒,借酒消愁。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物工系又增加了几个反动分子。有位党员干部在农场表现积极,写信时却恶毒诅咒知识分子政策,家信被街道委员截获。有个文革前的干部对文革日益不满,扬言说:“打成反革命,我也不当干部。”这话传到了赤军同志耳中,在全校大会上,他解开军纪扣,大声地训斥着:“我要你当反革命也不让你当干部。”于是薛方城又多了一位自己往枪口上硬撞的反革命伙伴。此外,还有几个反动学生,有高级党校原校长的孩子,有河北原省长的孩子,还有个反对林副主席的狂妄学生。林彪倒了,他又继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毕竟他反的不是时候。

 

赤军同志依仗着通天的本领,在清华大学兴风作浪,称王称霸,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的威风。好端端的一个高等学府被折腾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安。人人敢怒而不敢言,在淫威下战战兢兢地工作着,生活着。

 

他在阳光死亡

 

1976年秋,清华大学终于盼到了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四人帮被逮捕法办,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赤军也被判刑。那些长年积累的冤案、假案、错案也开始被重新审理。薛方城的问题也受到甄别,恢复自由,解除了管制。那天晚上,在玲玲睡着之后,薛、沈夫妻二人抱在一起,哭了半宿,只哭得大脑缺氧,嘴唇发白,只哭得两眼干涩,眼泡红肿。七年了,七年了,人鬼之间,那是人的生命的十分之一呀。

 

遗憾的是薛方城七年多来,舌头缺乏运动,变厚变短,语言表达已有困难。最难发的是L和R音,说力量时只能发成“义盎”,说老时,会成“袄”。医生说得加强锻炼,多用凉水漱口,活动舌尖。每天用手往外抻舌头几十次,一年后可以恢复。

 

被政治隔离的一家人重新回到往日的和谐与幸福。薛方城恢复了党籍,沈桂芳取消了警告。大家都羡慕这对经过严厉考验不离不弃的夫妻,给他们送来美好的祝愿。

 

三周以后,薛方城开始咳嗽,时常带血。沈桂芳带他到校医院检查。大夫说,薛肝大四指,需用金198同位素作放射性诊断和锑剂疗法。至于咳嗽,肺部阴影太多,得到城里大医院检查。

 

一周后,北京医院寄来检查结果,肺癌晚期,准备后事。沈桂芳忙着到处求医,希望能把丈夫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可是成功的希望却安指数衰减渐渐向0逼近。她每天24小时守护在病床边,希望让他走的时候带着亲人的温暖。

 

又过了几个礼拜,薛方城疼痛得说不出话,只在纸上用颤抖的手写了几个字:“你和玲玲好好活下去。”然后,头往枕边一歪,告别人世。

 

把丈夫的尸体火化以后,沈桂芳孤身一人对着丈夫的遗像含泪说道:“老薛呀,你太吝啬了,我等了你七年,你只留给我七个礼拜。放大倍数不到五十分之一,还不如一个变换阻抗的射极输出器。老天爷呀,我们招谁惹谁了,干嘛让我们遭这么大的报应呀?” 她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那么辛酸。这回,老薛真的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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