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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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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素惠:中华民国的存在

May 23, 2017

2017年05月23日 00:04 东网

朝野两党均在为维护中华民国而努力,让中华民国不至消逝于台独与统一的诉求中,中华民国的永续发展才是民众的期待与台湾之福。
国共两党在马英九时代水乳交融,可惜现在两岸交流的荣景已不复存。民进党执政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两岸的冷和平到冷对抗,台湾民众惟有寄望国民党中兴能带来两岸的和平发展。

国民党主席选举落幕,这场路线之争的选战,五位候选人站在同一立场主张“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力抗洪秀柱的“两岸一中”。北京期待洪秀柱当选,以快速迈向统一大道,无奈党意与民意均显示统一非眼前之急,此民意主流亦造就了吴敦义以过半数胜选。

由于吴敦义强调“一中各表”国民党不宜谈统一之言论,北京颇有意见,在焦虑中终于接获了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循例的致电文道贺,吴敦义也第一时间回复电文,提及“期盼贵我两党持续深化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由于吴敦义在电文首段不提“一中各表”,而让深蓝大作文章,但实质上吴敦义是以委婉的方式道出“一中各表”,他称“两岸均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对于它的涵意,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做各自表达”的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回应了北京坚持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的旧调。

国共之间的关系发展,似无法绕过国民党的“一中各表”,此即护卫中华民国的存在。

蔡英文在五二0就职周年未发表言论,陆委会主委张小月代为发表的两岸政策论述,就公开呼吁北京能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不要在国际间打压台湾。

过去“消灭中华民国”被视为是共产党与民进党有志一同的目标,现民进党反过来要求中国大陆能尊重中华民国的存在,这在台湾算是新气象。朝野两党均在为维护中华民国而努力,让中华民国不至消逝于台独与统一的诉求中,中华民国的永续发展才是民众的期待与台湾之福。

作者江素惠是香江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

海彦:潘石屹回应郭文贵 郭促潘向美法院提告

May 23, 2017

VOA 2017年5月23日 17:59 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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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Soho中国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参加美国“驻华大使投资论坛”。潘石屹曾在微博上坚持转发美国大使馆的PM2.5检测数据(美国驻华使馆照片)
 
   香港 —  
近期持续发酵的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对中国政商腐败的爆料,星期一再现高潮。中国最著名房地产商之一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5月22日发表博文,否认郭文贵近期的相关指控,并威胁向法院提告。而郭文贵则回应称欢迎到美国法院状告。

潘石屹长达3千多字的博文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潘石屹说,“谁都知道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势力很大,在中国比天还大,谁敢得罪这样的人呢”?潘石屹没有指明“老领导”是谁,但是这段文字很快便被删改,但却引发网友猜测,可能是指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

潘石屹在文中否认郭文贵指他2006年和其他几家地产商“围标”北京的“摩根中心”,即后来的盘古大观,称当年被卷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抓案,但在配合做笔录后,就没有再被中纪委找过。

据中国媒体报道,郭文贵曾举报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权色交易”,其中一段长达60分钟的录像披露刘志华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过程。刘志华2006年6月被“双规”,两年后以受贿近700万被判死缓。

潘石屹还反驳郭文贵指“SOHO中国股票中50%是替人代持的”,是白手套,“完全是胡说八道”,称SOHO中国是香港上市公司,可以查股权结构。

此外,潘石屹还为遭郭文贵爆料的原北京市规划委主任、住建部副部长黄艳辩护,称黄艳是敢说真话、不怕领导的专业人士,当上规划委主任后,给自己定下一条纪律,任何开发商的饭都不吃。

潘石屹的博文立即引发网友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要求潘石屹立即在美国法院状告郭文贵,以让真相出来。而郭文贵当天也在每日视频中回应称,希望潘石屹能够到美国与他打官司。也有网友表示,在国内知名度极高的潘石屹发文反驳郭文贵,实际效果是为郭文贵大做宣传,让更多人对郭文贵报料感兴趣。

逃亡美国、被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几个月来在网上不断放料,并计划6、7月间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加大爆料力度和冲击力,披露他所称的中共高层过去5年的贪腐真相。郭文贵网上的粉丝近期暴涨到几十万多。

章立凡谈中国社科院的演变

May 23, 2017

摘自VOA时事大家谈:中国社科院40年,姓党姓马好幸福 ?

2017年5月22日 20:46 黄耀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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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  
习近平上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社科院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在未来政策如一带一路等,有何贡献?社科院刚宣布成立大学以及18个智库,它们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学术思潮?习近平在贺信中说,社科院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被要求“姓党姓马“的研究单位拥有多少学术自由?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松奇说出,“中国房子想拆就拆,令印度日本羡慕”的雷人之语。现在社科院当中的专家,都是哪些人物?


章立凡说,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入中国社科院,当时正好赶上思想自由的八十年代,一直到八九年。可以说这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我获得了文革知识匮乏之后自由阅读的机会,打下学术功底,而且也认识很多前辈。我当时心情愉快,如鱼得水,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信任,精神上从容自在。

不过,八九之后,社会动荡,社科院也是灾区。我也受到审查,社科院人事部门和公安局都调查我到底前往广场干了什么,其实我是应邀调停的。甚至当时公安局已经要收押我了,我也准备好被捕入狱,当然后来逃过了一劫,但是与中科院之间一直相互不喜欢,九十年代脱离了它。记得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时已经没有工资了,当时讨论法轮功问题。我发言,认为对于民间团体应该依法登记和管理,但是不被采纳。当局对这个团体进行了严厉打击。

章立凡表示,总体来说,离开中科院很长时间,但是认为,中科院成立40周年的说法不确切。应该从民国时代开始算,49年之后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前身。现在的中国社科院演变为不像研究机构,如国外学者所说,社科院像党校,党校倒像社科院。就是错位了,社科院变成专讲马列之处,党校则因为八十年代胡耀邦在任而获得些许思想解放的传统。这样的易位很耐人寻味。

现在看来,前辈学者的学术独立精神已经退潮,独立思考的学者都受到打压,甚至连退休的如果不低头,都会被威胁降低福利待遇,这些都不像一个学术机构之所为。所以,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很早脱离,现在还能够“无组织无纪律”地说几句话。

刘亚伟:道德扒粪与权利意识觉醒

May 22, 2017
05.22 11:02

大家普遍反感央视那种把人揪出来进行道德审判的做法,到临到自己,仍免不了道德扒粪的做法。盖因思维方式同构也。 

当下最有危害最深刻的愚昧无知是什么?个人以为,就是泛道德化意识和思维。泛道德思维遮蔽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道义压制了权利。

讨论一切问题,开始也许在其他地方,但无意识中,习惯性地,最后都会滑到泛道德主义的陷阱里去。比如讨论权利问题,最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道德指控,忘记了原来的出发点。这真让人无语。

于建嵘教授位于北京通州宋庄的“东书房”居所面临强拆,由于于先生的人望和影响,引起广泛关注,各种议论评论纷纷扬扬。

其中有两种声音引起我的注意,就是“江湖精英”与“体制内公知”,以及各自的拥趸。

于建嵘教授居所面临强拆,是个人权利遭遇公权力侵犯。承认、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这正是一个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核心议题,的确应该受到广泛关注。

让人不解的是,争议并没有在这个领域里发生。“江湖精英”们关注的是于建嵘在面对此前发生的一些强拆事件的态度,而于教授的回应竟然也不在“个人权利”领域,似乎更在乎自己的个人道义形象是否受到损害。

个人以为,就像政治层面的问题就在政治层面上解决,不要去深挖文化和国民性格一样;对于看法和观点之争,我主张也应该只在观点的层面上进行讨论,观点就是观点,就事论事,不要去追究动机和人格。

这里其实涉及到权利界限,我主张公共领域讨论问题,不能以人格和动机为由,到私权领域横冲直撞。

把认识和观点之争,上升为对一个普通个体、他的人格、动机的追究判断,这里说到底还是一个泛道德评价的惯性使然,说明权利意识还在沉睡中。

在这里议论上述问题,不是想显摆自己多么明白。如果给朋友们这种感觉,我检讨自己。

我一向不愿意参与这种打群架似的争论。这次之所以出来说话,是触及到本人一直关注的“同构思维”问题。

同构思维,是转型国家都会遇到的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前年9月初,在《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讲座的第六讲《从道德意识走向权利意识》那次讲座中,我就曾谈到:作为社会转型先声的,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性转型,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让自己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焦点,从道德意识走向权利意识。

道德洁癖与权利运动,是传统与现代两种思维。道德洁癖与暴力革命是近亲。权利运动才是社会转型正途。权利运动不是传统的君子革命,而是现代社会的普普通通的经济人争个人权利,争个人利益,争个人利益安全的保障。

目前社会上不同形式的抗争,如果跳出社会阶层社会身份的偏见,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说主张、争取、捍卫自己的权利,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权利运动。

我曾说过,在道义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人们可以装睡。一旦涉及切己的利益,一个人就会马上从装睡状态清醒过来,进入和保持一种敏锐的觉察。这就是我常说的:目前唤醒国人,宜于利喻,勿以义责的道理。

权利运动必须落实到个人主义层面上。个人权利的要求,利益安全的诉求,这才是未来宪政民主社会的根基!

紧紧抓住权利意识,个人价值。 抗争的转型也应在这里!所以我说,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对自由的向往,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最终保障和最深沉的不竭动力。

要求个人权利,争取个人利益及其安全保障,应该是推动这次社会转型的突破口。个人权利和权利安全,在这点上应该最容易凝聚全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这样直接超越了目前纷争,找到都能接受的共识。

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人们,不仅底层民众不安全,那些高官富豪也不安全。权力大并不能保证他们安全,钱多也不能保证安全。若想安全没有恐惧,必须让自己生活在一种文明秩序中。

共识点,即是着力点! 同时也可以对缓解和疏通各派的争吵分歧。社会分裂,概因为找不到共识点。

看到周围一些朋友,还囿于谁说得立场更坚定,观点更正确,言辞更犀利;依然热衷于道德评判,人格较量,一叹。

这里强调权利意识,并不是要完全抹煞道德感存在的意义。只不过是强调关注社会聚焦点的转移。

窃以为,这个词语上小小的转移,可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核心议题。

只有更多人把关注的焦点从道德秩序崩溃,腐败已成为社会性问题等等,这些现象性问题,转移到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肆意侵害,这个更本质问题上,才会把关住公权力的制度笼子的建设,作为全社会共同努力方向。

只有更多人把自己关注社会问题的焦点,从道德意识转为权利意识,才会把保障个体权利,及其权利安全的,宪政法治的文明秩序的建设,作为着力点。

而大家都懂得,社会转型,需要观念转型作为先导。而观念转型的载体,正是体制内外的有前瞻意识的精英们。

江上小堂:“五四新文化”的实质:瓦解宗法家族,建立国家主义

May 21, 2017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今天,仅将“五四”命名为青年的节日局限了。当然,官方对“五四”的历史定位还是非常高的,称之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并用之来划分历史时期,“五四”之前是近代史,“五四”之后是现代史。

今天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存有较大的分歧。除了官方的正统叙述,还有认为“五四”运动的实质是反传统的看法。前者肯定“五四”运动,后者否定“五四”运动。

以我之见,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我认为,“五四”运动与其思想前导“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旨在瓦解宗法家族的权力结构与建立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权力,两者相互呼应。就反对儒家“孝”的价值和瓦解宗法家族的权力结构来说,可称之为反传统,但建立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却是儒家“忠”的价值的变形和强化。就官方的“爱国主义”评价而言,其内涵确实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但“爱国主义”却是对国家主义的正面肯定。而如果以中国人在近现代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和取得的进步而言,选择国家主义无疑是失败的,应该予以否定。

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反传统的一面,又有继承和延续传统的一面。我称之为“只反父权,不反君权”。考虑到中国历史的总体趋势,在“家”与“国”之间,不断削弱个人与家庭的联系而增强与国家的联系,应该说“五四”运动在根本上延续了传统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这个大的脉络是很清楚的,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郡县制到党国制,个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权力的管辖而越来越少地受到家庭权力的管辖。在二千多年的郡县制中,朝廷的权力也是越来越趋于集中和加强。

近代中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侵入后,提出的基本命题和终极命题就是如何强国。在“家”与“国”之间,在“孝”与“忠”之间,近代知识精英提出方案是舍家而强国,丢车而保帅。

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中写道:“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孙中山在他的《民权主义》第二讲中也讲道,“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其目的都是为了将个人从宗法家族的管辖与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父权”和“夫权”中解放出来,而投身于国家主义的话语和权域中。个人自由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而仅仅是从宗法家族挣脱出来而投入国家主义怀胞中的中转站和空档期。国家主义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目的。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青年学生才可能投身于争取国家利益,促使国家强大的政治运动中去。应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初步确立,成功地将“忠君”转化为了“爱国”。

当时的知识精英并没有采纳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只是将之作为消解宗法家族权力的口号。这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失误。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平等才是最根本的价值。为了去除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限制,他们宁愿牺牲个人的权利而要成全国家的权力;他们宁愿受到更多的压迫也要国家的完全独立,而不受西方列强所强加的规则的束缚。

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得到确立和普及,使得中国人只能在传统的“孝”与“忠”之间选择,在“家”与“国”之间选择。如果从中国人与“家”和“国”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就可以一以贯之,那就是个人越来越受控于国家。共产主义不过是国家主义的极端形态。一旦选择了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必然。

无疑,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哪一派政治力量更能增进国家的权力,哪一派政治力量就能最终获胜。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为共产党提供了组建国家权力的强大载体。国民党提出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列宁式政党的精髓提炼得相当准确,但它是中途改组,实际上做不到。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这样,由小到大,通过不断的内部清洗而建立起了一个凝聚力相当高的强大组织。国民党败于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学说虽然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实践中,共产主义却是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各国共产党,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都只是表面上放弃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甚至会牺牲局部的国家利益,但最终的目的和归依却是国家主义。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共产主义也是国家主义极端形态。

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都是在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任务和开启的历史进程。宗法家族权力结构的消解自“五四新文化”始,到“土改”而完成。在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中,拥有宗法家族权力的乡村士绅属于“地主阶级”,遭到了全面镇压。文革批孔和“五四新文化”批孔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削弱与消除个人与家庭之间联系,而加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文革中,毛加强了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君师合一”的地位,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个人不用听从父母和老师,完全听领袖的就是了。

目前看来,宗法家族结构的解体和相应的国家权力的全面深入覆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后果。在国家主义的号召下,完成了将“一盘散沙”聚集起来的历史任务,应该说是实现了其目标。对于投身于这一进程的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而言,可谓是“求仁而得仁”。但国家主义虽然能基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领土辽阔而迅速地形成强大的力量,以抵抗外部威胁,但它是以削除个体差异和自我摧残为代价的,不能产生活力和创造力,必定不能保持长久的强大,是短暂的。“一盘散沙”聚集起来仍然是沙,而不是由具有主动力和创造力的个体构成,完全依赖于聚集者--领袖的捏塑和搬弄。

中国近现代选择国家主义的原因何在?在于其抗拒和排斥西方文化。如我在《革命的工蜂:李玉和--<红灯记>对家庭的解构和重构》中所言:

“近现代中国面对比它强大得多的西方文明,感到深深的恐惧。但它自身以‘忠’,‘孝’为根本的文化价值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无法容纳以个人主义价值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它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本价值,而融入西方文化。所以,它采取的策略是选择性地吸纳西方的东西以求用最小的调整来保持自身的稳定、和与外部的平衡。总体上对西方文化是排斥的。这种恐惧和排斥是如此的深沉、强劲与持久,以至于在中国近现代的各个阶段都有强烈的表现,如过去的‘义和团’,现在的‘粪青’。”

“《红灯记》通过艺术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向观众灌输这样一种家庭或者说是社会结构模式的用意何在呢?那就是要解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结构,而代之以‘阶级情感’为纽带的家庭结构,所谓‘舍小家,顾大家’,‘革命的大家庭’之类的说辞。它要求国民放弃基本的需求和功能,牺牲生命来形成国家的力量。如果说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那共产中国就是“家国一体”,妄图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大家庭。”

因而,近现代中国在受到西方的冲击后,并没有改变历史的方向,仍然沿袭了传统的价值和专制制度,只不过形式上有了较大变化,由郡县制升级为党国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过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对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拒绝。比较讽刺的是,西方的技术组织手段却为中国的专制升级提供了条件。利用从西方传来的交通通讯等技术,中国才能建立起覆盖到基层的政权体系,比郡县制的“皇权不下县”更深入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盖因中国人始终未能赋予个人以独立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只能来源于与其它人的关系。在这样一种价值观下,技术的进步将更有利于加强专制权力而不利于增进个人自由。中国人建立不起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治权力,除了依赖于血缘宗亲权力与专制权力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当组织与技术手段提供了可能时,它更倾向于增强专制权力。由分封制升级为郡县制如此,由郡县制升级为党国制也是如此。所以,“五四新文化”是中国历史进程在原有方向上的继续展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题中之义,外来的影响只是一个刺激因素与提供了手段。如果没有西方技术手段,中国社会就会一直陷于同样水平的周期性的死循环。

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和锁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路径。自此之后,一切都没有悬念。即使因为偶然的事件偏离了原有轨道,也会在基本力量的作用下回到原来的轨道。中国在近现代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发生的,在此之前,国家主义已为它的引入做好了铺垫。即使共产党败于国民党,也会有另外的力量,或产生于国民党外部,或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来完成建立全能的国家主义和摆脱西方列强控制这一历史任务。

百年将到,今天我们反思五四,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思想启蒙。价值观决定一切。价值观对了,最终就能实现社会公正,人民富裕,国家强大;价值观错了,无论怎么努力奋斗,最终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2017年5月4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21/2017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兰江:官员申报私生子 解救另类“留守儿童”

May 21, 2017

2017年05月21日 00:03 东网

“非婚生子女”也要报告。北京顺义、密云、石景山等多区还将科级官员纳入填报范围。

北京市昌平区委组织部日前发布消息,今年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内媒报道指,2017年版报告表比去年更细致,其中“子女”一项点名“非婚生子女”也要报告。并指北京顺义、密云、石景山等多个区还将科级官员纳入填报范围。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八项“家事”和六项“家产”成为了需要突出上报的事项。

报告“非婚生子女”应是上述规定中的一项内容之一,显示中央正进一步健全制度反腐。领导定期向组织报告个人事项,有助于发现很多问题苗头。比如,有多套住房,可能隐藏著“以权谋房”,配偶及子女移民至外国,有可能在为其贪腐安排退路,有“非婚生子女”,或许是包二奶的结果;报告可令组织部门谨慎提拔任用,或纪委部门顺藤摸瓜查处问题。

住房和子女情况,官员有可能提供合法合理的解释,惟非婚生子女,属于“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党纪和公务员条例都明确有惩处规定,不是撤职就是降职,相信没有任何官员会申报。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要求官员申报“非婚生子女”,或透露内地官场“非婚生子女”泛滥成灾,官员包二奶恶习仍然未遏制,甚至有可能内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都是因此促成,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在计划生育只生一胎时代,内地富豪明星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因为他们不怕罚款,大权在握的官员,不能和妻子生,就和情妇生。有调查显示,被查的贪官有95%的有情妇,其中60%以上有私生子问题。

被称为“津门第一虎”的天津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被指贪污4亿多元,但更拍案称奇的是,他长期与多名女性通奸,先后生育9个私生子。其实这在贪官中不算多,原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包养情妇及嫖娼竟然多达263人;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拥有146位情妇;原丹江口市委书记张二江玩弄的可查的女性就达107人,当中多少“非婚生子女”,不可想像。

不仅大官有“非婚生子女”,小官也不遑多让,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官不大,大概只有副科级,养的情妇却多达28个,共有6个私生子。因此,北京多个区将科级官员纳入填报范围,不无道理。

官场“非婚生子女”泛滥,还带来另类官场“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前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与前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公共情妇,分别育有一个私生子,结果情妇也被抓,她哀求办案人员,声称家中有6名年幼孩子无人照顾。

显然,有“非婚生子女”的贪官与情妇都被抓了,不但非法所得被没收,私生子也成为另一种“留守儿童”,成为社会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父母逢人过节还会回家看望,寒暑假还可以去爸妈打工城市团聚,官员私生子的父母若去监狱,“一家人”就无法团聚了,成为“留守孤儿”。

看来,官员“非婚生子女”要报告,除了是要及时监督腐败行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避免官员小错变成大错外,同时还可以解决部份社会问题,解救另类“留守儿童”。


【附】官员非婚子女需申报 民众批评规定可笑  

作者:戴维森

 

《求索》杂志原主编乌东峰扮演毛泽东鼓吹党的意识形态。近日被指涉巨额贪腐,同时与多名女性有私生子。批评人士指其“装得很红,实际很黄”。 (媒体人提供,拍摄时间不详)

北京官方消息近日透露,官员非婚子女必须申报。有观察人士批评,持续7年的官员个人事项内部申报制度,至今依然没有向社会公开进程。(戴维森 报道)

根据时政类微信公号“政事儿”透露,2017年版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要更加详细,其中“子女”1栏点名“非婚生子女”亦要报告。有关公号指出,在集中填报阶段,顺义、密云、石景山等多个区,还将科级干部纳入填报范围,北京副科级优秀干部也要填报。

民间观察人士对做法了解不一致,有评论人士认为,新增的条款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今次被热议,只时民众觉得这样的规定很搞笑。

他说:这个文件其实执行将近三年了,有1个官员内部的财产、家庭情况申报。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内部申报,它不对外公布。有些地方有1个非婚生子的专门条款,但是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没有的。这次是专门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就是财产的申报,技术手段是具备的,但是你说非婚生子这个东西,他不说实话你能把他怎么办?难道你每1个人去做DNA吗?因为现在办一个户口都是很轻松的事情,没有实际价值的,大家只是觉得很好笑。

本台记者发现,在有关规定被披露前的1天,湖南省社科院掌管意识形态期刊《求索》的主编乌东峰刚下马,除被指涉巨额贪腐之外,还有涉及情妇及多个非婚子女。而在近年披露的官员腐败案件中,涉案官员的非婚生子现象层出不穷。

黑龙江观察人士于云峰亦认为,官员包养情妇是常态。多年来,大批官员将情妇和私生子送到国外的现象非常普遍。事实上,没有官员会自己主动申报这样的事情。

他说:很多的官员吧,都会有情妇。就是中国这个体制就是这样的。官场啊,这个现象还是普遍的,很多。他们基本上就是想办法把他落到别人的户口,通过别的渠道,就想洗钱一样。然后呢,等孩子大一点,就让孩子连这个小三一起弄出去,就是弄到国外去。如实申报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谁会申报啊?我觉得这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人士指出,官员的色情事件被成为反腐利器,但关键问题在于,7年来民间强烈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诉求,一直被官方强力压制。在不透明的情况下,新增条款只是又1次搞笑事件。

本台记者望了解官员涉及非婚子女的比例如何?北京市委组织部并没人接听电话。

今年初,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的2项党内法规,指是对党政机关核心岗位上的干部从严管理。但内部通报机制实行多年之后,官场腐败持续恶化。同时,对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人士受到打压。

在2013年3月,公开呼吁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王永红、李蔚和齐月英被官方抓捕,多人被判刑;被称为“财产公示十君子”事件。
 
—— 原载: RFA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unday, May 21, 2017


湖南《求索》总编乌东峰其人其事

看到消息说有个叫乌东峰的被撤职查办。 一个地方杂志总编因为杂志名字被误认, 倒是引出背后的。。。

海明评说

发表了博文《成功“求索”的谜底有待揭开》这几天,湖南社科院《求索》杂志原主编乌东峰因贪腐被捕的新闻很火。的确,众多事业单位里一个既小且穷的学术期刊社,原主编能贪腐到1亿多元,再加上19处房产和8个私生子,这样的“穷庙富方丈”人物,焉能不触动|成功“求索”的谜底有待揭开   5月19日09:51 来自 新浪博客

外媒:朝鲜再射导弹安理会周二紧急磋商

May 21, 2017

法广 | 朝鲜再射导弹安理会周二紧急磋商
作者 安德烈 发表时间 22-05-2017 更改时间 22-05-2017 发表时间 01:16  

日前朝鲜试射"Hwasong-12" 导弹后,朝通社发出一张官兵欢呼的照片
路透社

 
朝鲜止不住地试射导弹,挑战国际社会的神经。周日,在平壤再次试射导弹后,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于周三紧急商讨对策。安理会可能会出台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后,韩国谴责这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动,这是一周内朝鲜第二次试射。美国军方发表声明,美国保卫韩国的决心丝毫不会动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认为朝鲜再次试射把国际社会付出的希望和平化解危机新的努力踩在脚下,朝鲜在挑战世界。

美国、韩国、日本随即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于五月份主持安理会的乌拉圭外交使团宣布,安理会将于周二紧急磋商对策。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朝鲜新的试射表示“失望”“忧心”。

据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发射的指向韩国东部的导弹,射程大约五百公里。

这次发射距离上次试射仅仅一周,平壤称,上次试射的导弹携带着一枚核弹头。周日试射的导弹是朝鲜今年以来放射的第十一枚。

专家们公认,朝鲜正在加速开发一种能够携带核弹头,并且射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保证:“绝不会发生让这种情况发生”。


安理会将紧急开会回应朝鲜最新导弹试验
2017年5月22日 06:32 美国之音


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布的图片显示朝鲜发射远程战略弹道火箭(日期不详)
 
 
   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回应朝鲜最新的弹道导弹试验。

乌拉圭驻联合国代表团说,会议是由美国,韩国和日本要求举行的。

首尔军方表示,朝鲜导弹周日下午从南平宁省发射,飞行大约500公里,然后落入日本海。这是平壤本星期的第二次导弹试验和今年的第十次导弹试射。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声明说:“我们军队正密切监视北韩军队进一步挑衅的迹象,我们正在保持全面的军事准备。”

针对朝鲜过去的测试,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向朝鲜半岛的水域派出海军打击群,警告朝鲜共产党政权终止其核武器发展计划。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反驳了那种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压力不起作用的想法。

蒂勒森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们处于对朝鲜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的早期阶段”,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继续进行核武器计划,不是通往安全和繁荣之路,正在进行的测试令人失望,令人不安,我们要求他们停止” 。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大卫·贝纳姆(David Benham)表示,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朝鲜的行动”,“坚守我们对大韩民国和日本这些盟国的安全方面的坚定承诺”。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朝鲜导弹发射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这次最新测试为“对世界的挑战”。

北韩自去年年初以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了各种导弹试验。

一个星期前,平壤在一个不寻常的高空弹道上发射了一枚导弹,这显示它可能是一种新的两级液体燃料火箭推动的,能够飞行4500公里。

朝鲜当时表示,在领袖金正恩领导监督下,已经成功地试验了新研制的中远程导弹,旨在核查其携带“大型重型核弹头”的能力。

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指责美国对于无核国家咄咄逼人,还警告华盛顿不要误判朝鲜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大陆这一现实。

白宫声明说,这个测试应该等同于“呼吁所有国家对朝鲜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

沙尚之:《陈修良传》前言

May 21, 2017


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

撰述  陈修良

编著  唐宝玲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月出版

ISBN  978-988-15117-0-6

笑蜀:特定专制的反对者未必是同道

May 21, 2017
 
敌人的敌人未必就是朋友,特定专制的反对者未必是自由的朋友。反路易十六的罗伯斯庇尔不是,反沙皇统治的列宁不是,反巴列维王朝的霍梅尼不是,反伊拉克王朝甚至取名"起来抗争的人"的萨达姆也不是。曾高调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窑洞党,当然更不是。
 
当此转型关键时期,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反对的江湖各色人等都有,翻版罗伯斯庇尔列宁霍梅尼萨达姆窑洞党不乏其例。甚且等而下之,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亦后继有人。
 
特定专制的反对者未必是同道,那么如何分辨?关键不是看口号多响亮,也不是动机因动机难测。窃以为关键是看手段,看过程。专制最大的邪恶是不把人当人,即野蛮。我们反对专制,我们自己就必须文明,必须把人当人,必须尊重所有人包括敌人的人格和尊严,尊重和包容异见,尊重个人自由。这是我们跟专制者最大的分别,也是基本的反对伦理。有否知行合一,在具体手段、具体过程中坚守反对伦理,践行自己主张的自由与民主,这应是主要的试金石。
 
由于专制苦难之深,人们对当下专制强烈地憎恨;同时因自身无力渴望代言人,情急下往往饮鸩止渴。谁的口号最响亮,最让他们痛快、过瘾,他们就给谁喝彩,顾不上深究代言人有否知行合一,顾不上对手段正当性、过程正当性之追问。专制苦难造就过度激愤,过度激愤造就人心盲目。如果人心普遍盲目,就容易被代言人操弄;以反专制为宗旨之反对运动,就可能适得其反。取代者纵然以民主之名,结果也往往不过是拜民主教,犹如洪秀全之拜上帝教。专制苦难非但没能消除,反而更甚。
 
历史已经反复印证,专制并非只有一种。专制是形形色色方方面面。不只反对特定专制而是反对一切专制,包括反对反对阵营之专制,才能净化反对,才能防止革命的异化,才能避免历史的轮回。一定要切记:我们反对专制,不是为了造就反对阵营自己的专制;我们反对当权者对人的侮辱和损害,不是为了在反对阵营侮辱和损害人;我们向当权者争个人自由,不是为了在反对阵营限制个人自由。反对阵营的任何道德专断道德审判,任何对人道、人性、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践踏,都一定是新的专制之源。
 
这新的专制之源可能比当权者的专制更危险。这一则因为当局的专制是显性的,其危害与罪恶众所周知,早无信用不可持续。但反对阵营的专制则是隐性的,往往有反对的神圣光环包装,更隐蔽一般人更难辨别。其次则因为,当权者道德溃败注定了道德重建只能依靠民间,尤其依靠反对阵营。反对阵营既为道德重建的活水源头,则其任何形式的专制包括精神专制都是对这活水源头的污染,可能摧毁社会最后的希望,这后果,难道不比当局的专制坏百倍?
 
当然政治不能过于洁癖,何况现实中最大威胁毕竟还是当权者的专制。为了反对当权者的专制,需要调动一切力量,包括潜在的专制者,哪怕潜在的罗伯斯庇尔列宁霍梅尼萨达姆。但对他们一定要认清、一定要最大警惕。前门驱虎的同时,坚决后门拒狼。充分利用狼对人类有益的一面,让它们努力捕食蛇鼠;但看紧它们,不要给它们任何咬人的机会。

端传媒专访章诒和--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

May 21, 2017

原标题:专访章诒和- -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和谁细讲?  
 
作者:Stanley Leung


中国最接近”民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章诒和曾见过。2017年清明时节,将满75岁的她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间咖啡室,银发,淡粧,拿著打印好又手写改过几遍的文稿,向端传媒记者说起自己亲见过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历史瞬间。她后半生的光阴,都埋头在这前半生的历史里,咀嚼、梳理、陈述历史的残酷与人的脆弱,记下美,与美的凋零。

从2004年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2005年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2006年的《伶人往事》,2007年的《五十年无祭而祭》,2009年《这样事和谁细讲》,再到2014、15年陆续出版的女囚故事四则,她写得越来越慢。2017年3月,她的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在香港出版,过去十年的文字集结,仍写史:”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你要组党,你一定要进监狱,对不对?”章诒和问。她的父亲章伯钧,是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也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以后,独立政党基本上没有了,民主人士自己都不提我们消失了,”她说。一甲子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无”独立民主党派”。这是一个”很残酷,不便于言说的事实。”

但她不甘于哀叹。那些疮孔是怎样发生的?历史的伤口愈合了吗?哪些仍在流脓和疼痛?在书里,在访问里,她和记者,就从中国曾与民主的近在咫尺讲起。

建设联合政府: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过相对独立的民主党派的,1949年建政时至少有11个,成立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至49年12月,三党合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上”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形成了”八大民主党派”。

章诒和回忆起:”那个时候最优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质量的知识分子,都在(民主)党派。”比如她的父亲章伯钧参与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前者主要由从事文教工作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后者由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

在国共争天下时,民主党派是”第三者”,至内战末期,这些第三党派大多因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而亲共,且因此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禁制。他们也为中共提供了不少助力,如民盟成员、哲学家张东荪,据章诒和介绍,对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城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章伯钧甚至曾指出,正是因为”第三党”民盟的存在,才让美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错觉”,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当时,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对此诺迅速响应,向毛泽东表示”曷胜钦企”(不胜仰慕),并迅速通电国内外。

中共建政,临时宪法即在1949年9月29日,由民主党派人士广泛参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这次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占3人,56名委员中也有27人非中共党员。之后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34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中有14人。人民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展露雏形。

章伯钧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10月到1954年9月,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交通部长。1949年6月到1957年11月,他是由民盟主办、重新创刊的《光明日报》首任社长,并在1953年将该报转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近30年后该报才明确由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

“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不能搞一党专政,必须联合其他政党,以表达共产党要建立联合政府,不是一个党夺天下,是让众多党派共同享有成果,”章诒和如此解释中共建政初期对民主党派的态度。

“之后,作为工具使用(完),就可以丢弃。”她轻轻补充一句。但,这是致命风暴和经年累月之后回望才能得到的教训。

面对权力的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既是被迫也是自愿

新夺天下的中共,已经历过延安整风,善于”改造思想”,”利用”和”清理”异己,这一点,知识分子们并非不知——作家王实味的下场已为生死之鉴。但1949之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仍在归顺中观望,在迟疑中徘徊,在忧惧中幻想。

章诒和不止一次谈到,文人与统治者,历来都是彼此仇恨又相互需要,然而,同是文人与统治者的毛泽东,将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发展到极端。

要求知识分子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暴露自己的”错误”于”党和人民”,这种改造思想的模式,与新政权、新国家一同建立。从1950年的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提出,”知识分子思想必须改造”;到1951年毛泽东借电影《武训传》,狠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再到1951、52年间,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运动;1955至57年,”肃清反革命”运动。

“49年以后,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改造和整治的对象,你要反复检讨,反复交代,反复向党交心,让你在这样的态度中,生出’原罪感’——’我是有罪的’,”章诒和总结。

梁漱溟、胡适、俞平伯、胡风……在这些运动中,无一幸免。

至于民主党派,在中共官方的纪录中,1949年底至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支持各党派内部的进步分子对企图脱离共产党领导的言行作了坚决斗争,对一些右翼分子采取了’政治严肃,组织宽大’的原则”,”各民主党派都作出清理整顿组织的决定”,原在国外及港澳等地的分支组织停止活动。

先清理,后安抚。1950年3月中至4月中,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表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背后联系的人们),不可藐视”,”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结果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周恩来则指出,”认为民主党派会’给我们找麻烦’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进步分子组织”,”多了一批帮手,不是很好嘛!”

在这种安抚中,中共也著力扩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交叉党员”,并着重吸收各党派联系的代表性中上层人物。国库还拨款给各民主党派。从人到钱,渗透、依赖与控制共生。

凡此种种,并非不知。

章诒和回忆:”刚进京,政权刚建立,罗隆基就对中共一些做法就有看法,要求跟周恩来见面。他说,民盟是不是可以退出,成为在野党。周恩来嘣一声跳起来。就发现他们(中共)有些议论,有些做法和当初的允诺不一样(所以想退出),周恩来一听,就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他可以回答的。他说,我跟毛泽东同志去汇报。然后没有多久,毛约谈了罗,在座的只有周,还有统战部做纪录的。然后毛对罗没客气,’罗隆基!’马上就是这种。他(以前)什么时候说过’罗隆基’?他都说罗先生……”(注:罗隆基时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这不是56、57哦!这是50、51哦!”她特别提醒,”你就可见这群知识分子在一开始,不是没有看到。”

但面对中共的”改造”和”利用”,章诒和认为,知识分子们既是”被迫”,也是”自愿”,一是在时代语境之下,不得不表态表达;二是在多轮政治运动中,过度深入政治,难以抽离;三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下,具有为权力所用的工具性——”专业高大,政治卑微”,亦步亦趋。

民主政治的早春天气?反右序幕悄悄拉开

既非不知,为何还在”帮助中共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果真”大鸣大放”,不觉虎视眈眈?

或许,因为曾似乎出现了曙光。

1956年3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中国翻译印发。”老大哥”的示范,令当时”通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梦未断的民主党派人士看到希望。章诒和写道,章伯钧看了报告后对朋友说:”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结合。”

4月28日,”为了调动知识分子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毛泽东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在报章、学术、文艺上纷纷松绑。章伯钧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加上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展开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关于”监督”"共存”的意见,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章伯钧更相信”民主社会主义”有实践的可能。

当年夏秋,受赫鲁晓夫报告影响,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都受到了民众激烈的示威反对,苏共模式已难以维持伟大、光荣、正确。不知是从波匈事件中更坚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还是1956上半年中国国内的”早春天气”(费孝通语)过分鼎盛,1956年7月,章伯钧还在全国政协、民盟和农工党中谈论:应将人大和政协建设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政协要有如上议院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可以将人大的方案打回头。

同时,章伯钧开始推动民主党派扩大组织规模以实现对中共的有效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人)!”1956年8月,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民盟中央就与中共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汇编了103条意见。9月,中共八大召开,提出整治”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章诒和在书中写道,民主党派人士认为,毛泽东7年来都在改造别人,如今中共终于要改造自己了!

站在中共的角度,理解赫鲁晓夫报告和波匈事件又是另一个角度了。

“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毛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起了极坏的作用……看到赫鲁晓夫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主动地要警惕睡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就开始想,如何杜绝中国出现波匈事件,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先动手,而不是让像波匈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先上街、先闹起来,”章诒和告诉记者。

“实际上反右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我们都不知道,章伯钧、罗隆基都不知道。”

1956、57年冬春,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言辞,一时甜,一时辣。

1957年4月,中共发出指示,开展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毛泽东更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天安门城楼,请他们帮助中共。

直至两个月后,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发出,后人才知道,虎口当时已经张开。《指示》中白纸黑字:”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知识分子当时未解其中深意。章诒和分析,章伯钧、罗隆基一直搞的是”政党”,不是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战祸过后、新政登场、信誓旦旦、百废待兴,既是有经世济民之心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多年经营民主党派的政治精英,当时,当主流政治的舞台拉开大幕,他们未判断台板下是否陷阱,便奋力跃上。

比如追求民主党派独立:”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

比如反对中共专政:”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

比如追求中共与行政分开、民主党派人士进入政府:”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力还要大”。

甚至直评毛泽东与斯大林:”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斯大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帝王就是如此……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

——”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1957年4月20日,在农工党中委此番评毛论断最后,章伯钧此语,如历史上一个血色注脚。

反右,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

机会其实是捕兽夹。事情很快起变化。

1957年5月、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共工作的意见。5月2日至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万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中共党员干部提出了37万2345条意见建议。

5月13、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在分歧中同意”正确引导,再观察一个时期”。

5月15日,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右派”,属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并非”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更”企图摆脱这种(共产党的)领导”"妄图灭掉共产党”。

毛泽东提出,对付”右派”,”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并发出最后通牒,”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6日,民盟成员中的六名教授开会,讨论北京一些高校中,不少学生在”大鸣大放”里猛烈批评中共集权专断,非党员的学生没有出路等,甚至要求废除校党委、联合罢课,情势有如五四运动。章伯钧提出,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同时趁机发展民主党派,争取中共对他们”重新估价”,并在6日和7日间接、直接联络周恩来,终无回复。

最后一根稻草落下。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示,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场。

创立民盟、领导农工党的章伯钧,迅速成为”头号右派”。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则成为了”第二号右派”。八大民主党派中,只有这两党,中共没有参与创建。

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所写的秘密文件《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讲话:”是要章罗同盟,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

“反右又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盟的一场运动,”章诒和向记者表示,”李锐先生认为,毛泽东在反右中造了一个词,叫’章罗联盟’……用这个代替了民盟,民盟是个组织,说出来不好,你要打击另一个政党。”

民盟于1961年10月20日发出的一份内部材料显示,民盟内确认”右派”5173人,占当时盟员总数15.6%,民盟中央一级的主席、副主席、中委、候补中委里,一共划了61名”右派”,占当时民盟中央总人数的33.6%——”听听名字,都响当当,中国超一流的,全扫除!”章诒和喟叹,”民主同盟被夷为平地,所以反右之后,民盟就不再是有独立政治见地、自己有独立政治纲领,而且并不靠国库收入来维持党派的政党。”

“反右派斗争是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意图,李锐说可以追溯到1945年,中共七大,”章诒和说。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一个口头报告。章诒和告诉记者:”这个口头报告他讲,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七大口头报告呢,现在有文字。他就讲,自由资产阶级也在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它有它独立的政治目的,独立的政治团体,就是现在的民主同盟。民盟里头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这又是一个清除民主党派的理论阐释。”

这个意图也可能比1945年更早。章诒和记得,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之后,把毛泽东在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旧稿放在书桌上,打开给她看,对她说,那时,毛泽东已将他们看成”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给他们这个阶级取名”反动派知识分子”,指为极端的反动派、民族革命之死敌。后来这一段,在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掉了。

章诒和认为,将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确定为中共建政之后下一个敌人的字句,见之于1947年10月,毛泽东给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加写的第五条,”他就说等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打击的基本方向就应转到自由资产阶级,明确了下一个,要把它的右翼孤立起来,尔后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说到这里,章诒和右手连连敲着桌面,”47年,人家就这样了!”

除了这一条,章诒和指,还有一个旁证是1947年末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当年11月30日,毛给斯大林打了一个电报,”他就讲,我们取得了彻底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要退出政治舞台,这样可以大大加强中国革命,巩固中国……斯大林收了电文之后给了回电……他说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将是民族的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所以他讲不要把党派都取缔。”

“现在研究党史的人就讲,由于有了斯大林的复电,民主党派多活了10年。”

历史固然有伏笔,但没有早知。

以运动形式通往文革的道路从此打通

当历史错误成为伏笔,往往会被重复,而且一次比一次暴烈。

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到了1957年的反右,就不是一个一个地抛弃,一步一步地抛弃,是一批一批的,所以就从手工业操作,变成机械化清除,用运动,”章诒和说。

“一场反右下来,55万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11%。”

机械化运动式清除,针对每一个被视为异己的个体,都有类似的处理步骤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重的是见之于报章。”

“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彻底孤立了。然后就不停写检讨,不停调查,看你还联系什么人,他要把你周围的、与你相同思想倾向的,通过你清理出来,牵出一串儿。章伯钧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进去吓一跳,有一个右派席位,他都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个人。他回来之后跟我说,’小愚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绍到交通部工作的,彻底,右派分子席位,一个一个搞’。”(注:章诒和小名”小愚”)

“到最后才是戴帽子、降职、降薪,再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家庭成员,以阶级路线的方式,让子女考不了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为什么检举揭发,亲人反目?他要从你这个事情中剥离出来,他得活,所以这个很有效。”

民主党派消亡,知识分子遍体鳞伤,被崇拜的集中权力将荒唐引为创举也再无异议。

1958年夏末,反右派运动结束,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

章诒和认为,”反右运动打通了中国以运动形式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通道。镇反肃反还没有这样。反右就笔直地直通”,”每一次要解决一批人,而且这批人事先目标是确定的。这个跟反右的做法是一样的”,”文革前很多人不知道,我记得就我父亲看了什么的时候跟我讲,’小愚啊,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就开始了。’他们有了经历之后,一看报纸行文就不对头了,就开始要大规模清扫了。这是从反右来的。解决一批的同时,要搭上许多无辜者。一个人倒了就一家人,一家人还包括朋友。”

对于中共官方至今坚持的,反右有必要性,但被错误扩大的说辞,章诒和毫不客气:”我觉得毛不在乎。独裁者从来不在乎他们人,什么搞多了搞错了,没有。”"现在算来,除了江青,他和所有同志、战友、亲爱的,都斗。而且你看他到后来,对中共内部自己人下手之狠,一点不弱于对右派的处理。”"毛在清扫政敌(方面),不惜一切,他乐此不疲。”

被问及邓小平在反右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章诒和说,她对邓始终是有看法的。”高饶(事件)他很积极,反右他很积极,我们只用’积极’。(反右)后期处理全是他。方式方法全是他。他在这方面是这样的,”章诒和竖起大拇指,”包括彭黄张周。饶漱石倒台以后,他才当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取而代之,反右以后更上,一直一直上,何况他后面还有个八九(六四运动)。所以我对他始终有看法。但现在赞颂他的很多,他改革开放提出来了,现在大陆说他的改革开放又有对当下的针对性,我就什么都不讲了,不讲不代表没有看法。”(注:高饶指1953年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彭黄张周指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中国未来想要走得更好,必须清算

一度有心气和行动与中共分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国民主党派,早已灰飞烟灭,随之陆续崩坏碎裂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乃至国族的人性人格框架……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怎么办?

“加入中共啊!”章诒和不假思索,”北大清华申请加入中共的最多。”

又或者在历次分分钟尊严扫地、性命不保的政治运动中,学会了”自己把自己给收拾了”——”1986年吧,11月,马上就是反右派斗争30周年,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联合起草通知,想开30周年座谈会,写得很正面……总结反右是为了国家更好,免得走弯路,对官方持拥护态度。通知被费孝通、钱伟长交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了,而且劝盟员不要参加,”章诒和举例,”这不是跟现在一样吗?”

章诒和一直呼吁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里,建立一个右派碑——尽管她作为民盟成员,连民盟的大门都进不去,更不能参加会议——”碑的正面是一个向右拐的箭头,背后镌刻着民盟反右史,后面应该有一面墙,5173块砖,每块镌刻着民盟右派分子的姓名。这是民盟的苦难史,也是民盟的光荣史。”

不仅民盟大院,”甘肃的夹边沟,北京的茶淀,黑龙江的兴凯湖……我觉得一切承载右派分子的苦难和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是右派分子的血泪,碑上是生者对他们的尊重和纪念。”

纪念反右,章诒和觉得,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对真相的揭示,让尔后走得更好,错误不再重复,由于没有清算,所以不停地在重复自己的错误,”中国未来想要走得更好,必须清算,’去毛化’。没有’去毛化’就像资中筠先生讲的,一百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研究、梳理、揭示……过去十余年,章诒和在北京守愚斋书房,苦苦笔耕,至著作遭禁、名列”异见”仍然不辍。

10年前,反右50年,章诒和等5名作家出版《五十年无祭而祭》:”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

10年过去,将满75岁的她推出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梳理归结2007至2016年的文字,继续聚焦反右与知识分子:”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似乎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10年前她便说对国家无望,10年后,无望依旧——”一位在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大姐,妳这辈子是看不到中国宪政了。’”——但她如此解释新书名:”咱们不是老了吗,现在只能说咱们,不能说谁谁谁,你不断在衰退,但还要不断发出声音,鸟应该啼,我再往上提一点,呼。”

昔炎帝女,化为精卫,其名自呼,一名冤禽,又名志鸟,长将一吋身,衔木到终古。

 
—— 原载: 端传媒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y 2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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